总体上，知识产权保护与技术创新、经济发展的关系，并非单一的线性关系。对应于多样化的产业、不同的企业能力和国家经济发展阶段，知识产权制度的影响是不同的。
知识产权制度的设计是重要的，但它并不是唯一的鼓励创新的方式，技术的“吸收能力”构成了技术传播是否有效的关键一环。此外，知识产权制度本身会随着新兴技术的发展进行适当调整，在保护和开放之间进行权衡，以支持不同的知识共享机制。
比如，贝尔实验室是20世纪美国最成功的创新企业，一度以开放性的知识产权和专利制度著称。出于避免政府的反垄断审查等原因，贝尔实验室将其美国专利对社会开放，通过各种学术渠道来促进技术专利的传播和转化。1956年前后，约8600个AT&T（贝尔实验室）的美国专利被免费（或适度付费）开放给相应的美国专利申请者，成为美国技术创新的重要渠道。
再比如，互联网的蓬勃发展对既有的软件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提出了挑战，因为开源软件为当今互联网的运行提供了重要支撑，大多数云计算服务提供商是通过开源软件平台开发的。此外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披露，机器人操作系统也采取了越来越开放的、基于开源软件的平台模式。
现有的全球知识产权体系，无论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还是游戏规则的主要玩家，都是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及其跨国企业。美国的知识产权出口（付费使用）占到了全球知识产权出口（付费使用）的45%左右，美国企业市值的80%来源于专利、品牌等无形资产，而非实物资产。美国专利持有者是美国主导的知识产权制度的最大受益者。
产业政策是发达国家企业创新的重要制度保障。美国政府对他国的产业政策和国有企业指指点点，却对自身的产业政策和国有企业视而不见。无论从历史还是当下来看，美国政府都有大量显性或隐性的产业政策，并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。在过去的60多年里，美国联邦政府投入四万多亿美元用于研发，这是美国大型跨国公司研发和创新的重要源泉。此外，美国政府还有国家铁路乘客运输公司、田纳西河域管理局、国家邮政局等不同功能和类型的国有企业。
